1863年2月,李鴻章率領淮軍,在英國人戈登領導的“常勝軍”的配合下,對太平軍進行了猛烈的攻擊。清軍勢如破竹,先后拿下了常熟、太倉、昆山、吳江、江陰等處,向著太平軍在蘇南的根據(jù)地蘇州挺進。
(太平軍頑強抵抗,圖取其意)
但是,李鴻章的部隊在蘇州卻遇到了太平軍的頑強阻擊,慕王譚紹光帶領納王郜永官、康王汪安均、寧王周文佳、比王伍貴文“四王”,會同張大洲、汪花班、汪有為、范啟發(fā)“四天將”,拼死抵抗。幾輪攻防下來,雙方均損失慘重,蘇州城成為了橫亙在李鴻章面前無法逾越的大山。恰逢此時,戈登通過內(nèi)線得知,“四王”和慕王譚紹光素有嫌隙,而且納王郜永官表露出降意。“密介副將鄭國魁,為請于鴻章,乞反正,許之”。
經(jīng)過數(shù)輪談判,雙方約定由納王郜永官生擒穆王譚紹光,交給淮軍處置。其它諸王打開蘇州城門,迎接淮軍入城。“常勝軍”首領戈登則表示,確保“四王”“四將”投降后的安全,并對歸降士卒予以寬大處理。
穆王譚紹光似乎對郜永官投降的企圖有所察覺,于是,郜永官等人決定將生擒穆王譚紹光改為擊殺。在譚紹光親臨戰(zhàn)場督戰(zhàn)時,與“四王”等人產(chǎn)生矛盾,康王汪安均當即拔出佩刀,刺殺了譚紹光,割下其首級。
郜永官著人將譚紹光的首級獻給淮軍將領程學啟,經(jīng)太平軍降卒檢驗無誤。李鴻章隨即譴程學啟率淮軍進蘇州城受降,并誅殺譚紹光部卒近千人。
(李鴻章劇照)
至此,蘇州城全面落入李鴻章之手,太平軍在蘇南的根據(jù)地被淮軍徹底摧毀。一天之后,李鴻章在蘇州城婁門外設宴為“四王”“四將”接風洗塵。席間,李鴻章向八人獻上淮軍戰(zhàn)袍,趁他們放松警惕之時,召集八名武士刺殺了他們。
史料是這樣記載的:“甫就席,有軍官自外入,投諜李公,李公就諜出。酒行,旋有武弁八人,各手一冠,皆紅頂花翎,膝席前,請大人升冠。降酋不知是計也,竟揚揚得甚,起立,自解其額上黃巾,手冠者俟其側,從官盡起,目注之。轉瞬間,八降酋之頭血淋漓,皆在武弁之手。”
一生崇尚儒學的李鴻章,并非一個弒殺之人,難道不懂得“濫殺降眾,必堅其必死之心”的道理嗎?況且之前也不乏重用降將的先例,如吳建瀛和駱國忠,不但保留了少數(shù)自己的部隊,還隨淮軍攻城掠地,立下功勞。此次參與談判的程學啟也是太平軍降將,后來受到了李鴻章的器重,委以重任。
那么,李鴻章為什么就偏偏把這八個人殺了呢?
第一,八個人對李鴻章提出了過分的要求。
在程學啟入城受降八人時,他們就曾向程學啟提出“乞公請于李公要總兵副將官,署其眾為二十營,分屯閶、胥、盤、齊四門”。李鴻章認為,太平軍是在淮軍久困之下,別無他法才選擇歸降的。投降之將,就應該服從調(diào)配,聽從安排,哪里還能提出如此過分的要求。如果承諾八人的條件,“閶、胥、盤、齊”四門悉數(shù)交給這幾個人,那么,蘇州城一半以上將重新落入太平軍之手,一旦再生反心,后果不堪設想。
第二,八人投降的誠意不足。
在淮軍進入蘇州城時,就發(fā)現(xiàn)情況有些異常。
首先,太平軍數(shù)萬軍隊依然裝備精良,戰(zhàn)斗力強勁,并沒有繳械。
其次,蘇州城內(nèi)已作好巷戰(zhàn)的準備,修筑了很多堅固的工事,堆砌了很多石頭關卡。
李鴻章由此聯(lián)想到自己的弟弟李鶴章在太倉受降時,因太平軍詐降而腿部中彈一事,懷疑太平軍故技重施,并非真心來降。
再次,太平軍依然有很多人沒有剃發(fā),包括郜永官本人在內(nèi),這就進一步加重了李鴻章的疑心。
(曾國藩畫像)
第三,清廷對太平軍仇深似海。
在十多年的戰(zhàn)爭中,太平軍縱橫十多個省,戰(zhàn)火燃遍大半個中國,差點推翻了清朝的統(tǒng)治,對清軍造成了極大的創(chuàng)傷,清軍對此恨之入骨。
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被稱為“剃頭匠”,就是形容他對待太平軍的屠戮毫不留情。
在安慶一戰(zhàn)中,曾國荃將太平降卒每百人為一組,以進屋領取返家路費為由,加以捆綁,然后屠殺。血腥的殺戮整整持續(xù)了一天一夜,1萬多名太平軍被殺戮殆盡。
后來,李秀成被捕,多次向曾國藩請求饒他一命,并表示可以配合招降太平軍余部,但仍然被殺。洪天貴福被抓后年僅15歲,同樣表達了歸附清朝的意愿,但很快被凌遲處死。洪秀全死后被清軍從墳墓中拉出剁為肉醬,混在火藥里發(fā)射出去,讓其灰飛煙滅,死無葬身之地。
因此,誅殺八人不排除是清廷的授意。
第四,故意讓戈登難堪。
“常勝軍”雖然在對太平軍的戰(zhàn)斗中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,但“常勝軍”和淮軍素來不和。在蘇州受降太平軍之前,戈登還因向李鴻章索要軍餉不成,欲撂挑子。清廷一直擔心“常勝軍”尾大不掉。
在受降蘇州太平軍時,戈登是見證人和擔保人,曾參與談判并承諾保證八人的安全。李鴻章殺了八人,陷戈登于不義之境,從而削弱“常勝軍”的勢力,為裁撤“常勝軍”打下基礎。